平成社会史

  • 2020-07-08

平成终于一世。改元并无实质意义,因袭年号述史,纯粹因平成伊始(1989)与冷战结束、五五年体制崩解(1993)以及日本经济泡沫爆破(1992)大致重叠,而后三一一地震时期则象徵197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型工业化社会的积弊爆发。「失去的二十年」(三十年?)其来有自,平成史要从昭和史说起。

昭和史

当我们谈论昭和,究竟是谈论哪一个昭和?根据日本社会学者小熊英二,当代日本人讲起「昭和时代」,一般泛指确立于1975年前后的「日本型工业化社会」[1],而非战前、战时或战后高速增长时期。所谓「日本型」,意指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混合体:自由主义强调自由市场及个人责任,低税负小政府,福利止于弱者救济;保守主义则重视家族、企业、行会及地域等共同体,福利制度建基于组织,亦旨在保障维繫组织。小熊英二认为,日本向来存在两重世界:公务员、大企业正社员、农民及自僱人士大抵属于保守主义领域,中小企乃至非正规雇用职员(诸如兼职、外判、临时工)则相对接近自由主义世界。1979年政府提出「日本型福祉社会」的愿景──「以个人自助努力加上家庭邻里与地域社会的关係为基础……凭自由经济社会的创造力及原动力走出我国独特的道路。」[2]──就是明确例子。

所谓日本型社会的出现,多少是由国际环境塑造。1973年及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造成全球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滞胀之下,欧美等工业强国失业率急升,期间日本虽然同见生产总值回落,高速增长时期告终,失业率却能维持于相对低水平,製造业就业人数更先跌后回升,「日本第一论」、「日本例外论」一时甚嚣尘上。然而小熊英二指出,日本并非有何特别优越模式,事实上,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日本便步欧美后尘迈入后工业化,企业界亦开始推行自动化,之所以製造业就业人数下跌而失业率不增,主因在于有女性、青年、中小企及非首都圈地区之类「弱环」吸收震荡,将问题「边缘化」:例如企业裁员往往先从女性着手,而製造业大企业外判予地区中小企的工厂员工以低薪临时工及兼职为主,当中又以女性居多,一旦解雇通常转职家庭主妇,退出劳动市场,流失因而未反映于失业率上。1960年代后期,日本妇女劳动人口多达一千六百万,高于专业主妇[3],至1975年却录得历史新低,同时专业主妇人数创下历来最高纪录,可见一斑。

经济结构弊端初现,加上公害、安保条例、学运及女性运动等议题,在野党如日本共产党及社会党于1972年众议院选举声势壮大,开始威胁自民党的统治地位,不过情况未算严重:一来紧接高速增长时代,社会普遍洋溢乐观情绪,根据1973年总理府调查,当时自认为「中流」者佔人口九成以上,可谓从意识上成功实现「一亿总中流」[4];二来借助于高速增长时期相对平等的收入分配,大众消费社会得以建立[5],即使受七、八○年代一连串事件刺激通胀影响,置不起业但仍负担得起家电、汽车等中产消费品,不满有限;三来示威运动的主要成员来自学生及主妇,学生毕业投身社会自然远离学运,而只要维持到大企业男性正社员的就业率,足以养家活儿,团块世代也就得过且过。

就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自民党提出的日本型工业化社会不过是应急之法,无助根治弊端。一方面提倡「日本式经营」,讲究论资排辈(「年功序列」)的正社员终身雇用制,政府仅仅提供失业保障而非转职训练,结果促成企业僵化,加剧「会员制社会」的恶性竞争,而大企业终身僱员佔全体劳动人口不过一成(1970年),收入差距注定扩大;另一方面对非正规雇用强调弹性,加上1980年代以来的各种规制放宽,导致城乡差异恶化之余,又滋生大批派遣员工、外判临时工及自由兼职者(フリーター)等低薪族,埋下社会不均乃至阶级固化的根源;诸如将正社员配偶纳入三号受保计划(毋须缴交保费),确实有助维繫家庭价值,对单身女性或单亲家庭经济困境却无着墨;拖延改革国民年金制度,按传统思维推想长者有儿孙供养,无视非正规雇员及独居老人容易陷入退休财困,单靠微薄年金(每月约六万日元)并无助解决老人贫穷问题。

日本型工业化社会奉行保守主义之处,结构性改革遭延误,自由主义政策又进一步挤压弱势社群。表面上延续到优势,但正如傅高义于1979年着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终章指出,东亚各新兴国工业群起竞争,必然不利日本依靠密集劳动型产业带来的生产增长;人口老化渐成趋势,终身雇用制企业人事成本将愈来愈高;弱势低薪族如女性、青年、中小企及合约劳工一旦遇上经济不景,将率先被牺牲;经济大饼缩小,无法满足各界,又会带来政治不稳;「成功之后,日本模式能否存续?」[6]踏入平成,国内社会及国际大环境转变之下,日本型工业化社会机能不全之窘态便逐渐呈现。

 

平成史

平成伊始,挑战即接踵而来:冷战秩序终结、泡沫经济爆破、后工业化加剧、高龄化少子化(1989年低出生率「一.五七冲击」)等等。总括而言,平成一世并无解决继承自昭和时代的社会弊端,对新问题亦未提出有力回应,小熊英二以「拖延」(先延ばし)与「被遗漏者」(漏れ落ちた人びと)概括平成历史,日本型工业及福祉制度的阴影依然笼罩社会。

 

后工业化

19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重创全球经济,出口商品备受打击之下,日本开始另谋出路,以扩大内需抵销出口量低迷,尤其倚赖大兴土木。诸如田中角荣任内(1972–1974)倡议的「日本列岛改造论」因地价过热及通胀急现而一度胎死腹中,及至1985年美日广场协议,日元被迫急剧升值,两年间由一美元兑二百三十八日元升至一百二十二日元,汇率高企,资讯科技逐步成熟,加上台湾、韩国、菲律宾等亚洲多国陆续民主化,加入全球化製造业竞争浪潮,工厂持续流出国外,建造业于是担当起振兴日本经济的桥头堡。例如1990年前后日本製造业的海外生产率约为六%,2000年代初攀升至15%;而海外直接投资率亦见大幅增加,例如日方对韩国的投资额由1985年一百二十二亿美元急增至1989年六百七十五亿,泰国经济自由化后,日方投资额于一九八四年至八九年间更是飙升十倍。[7]

製造业一度为日本带来高速增长及全民就业,亦是生产效率成长的主要来源,直至2000年代中期的温和经济复甦依然仰赖製造业的出口增长──派遣员工贡献不少──尤其倚重中国进口(2004年起中国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8]考虑到经济利益,日本外交国策亦不可免于后工业化趋势影响。与中国交好则会得失美国,而至今日本尚未建立起亚洲区域合作体系(TPP成功与否还是未知之数),反映日本仍受制于美国主导的「拟似冷战体制」,未能适应全球化与后工业化的转变。[9]

产业转移

同一时期,日本建设投资额由1985年约五十兆日元攀升至1990年八十三兆日元,期间东京湾跨海公路、湾岸开发(幕张新都心、临海副都心、横滨港未来 21、千叶新城等)、关西国际机场、大阪科技港之类大型基建计划着手动工;1989年建造业公司约有五十万九千间,十年内增加约十万间;1998年,建造业就业人数佔整体劳动力一成有多,两倍于1956六年数值,冠绝一众富裕国家。[10]扩大内需的另一面是刺激消费,包括国内旅游业、文化产业。1987年起十年间,全日本有六百万公顷土地(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6%)用于开发为高尔夫球场、滑雪场一类渡假场所,而今天日本美术馆、文化馆到处林立的现象,亦是确立于1980年后半:1987年至1999年间,日本全国文化会馆增加约一千所,美术馆从三百七十九间增至九百八十七间,博物馆则增幅逾倍,多达五千一百○九所。[11]过度依赖建造业容易促成土地投机,难以持久,服务业则属于低薪酬低技术工种,增长率远远不及製造业,两者皆难以维持旧来社会的荣景。面临后工业化与产业转移,日本型工业化社会的配套只会加剧原有分配不均的现象,已经不合时宜。

泡沫爆破

自民党政府以低利率刺激投资,虽能维持经济增长率(1975至1991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为4%),但亦酿成泡沫经济。鉴于地价及股价已然过热,大藏省由1989年起逐步加息,将借贷利率由2.5%提升至6%,结果不出一年,日经指数由四万点急降至两万点,不少地产公司陆续破产,影响逐渐扩散至各行业,到1992年日经跌至一万四千点,大藏省方才下调利率救市,但因银行已累积过多坏帐,货币政策再宽鬆亦不愿借贷,因而窒碍经济数据复甦,开启了第一个「失落的十年」,1990年代经济增长率平均仅得1.4%。市况不景,企业紧缩开支,减少聘用新血同时遣散非正规员工,剩余工作量则由现役正社员加班分担,当时冒起的「社畜」、「过劳死」问题就暴露出日本型工业化社会在经济衰退面前的脆弱。改革呼声高涨,泡沫经济爆破翌年选举,自民党议席不过半,在野党联合政府上台,细川护熙组阁,结束自民党连续三十八年执政的「五五年体制」。

政界混乱

五五年体制之下,自民党一党独大,党内又分寡头派系,例如田中角荣内阁任期虽然不过两年,但田中派则把持日本政局近二十年,层级架构导致党内难以出现改革(譬如政治黑金问题),而按门阀及年功序列的分赃政治又引起党内少壮派不满。田中角荣死后,自民党派系分裂,党内异见分子如小泽一郎与细川护熙趁1993年大选乘势而起,各自吸纳自民党党员另组新生党及日本新党,最终反扑成功。细川内阁任内实行「政治资金规正法」,改以政党补助金协助无派系党员参选,并将选举中选区制改革为小选区制,小选区每党公认仅有一人参选──同党之间「鎅票」只会助长敌党──如此党员大可毋须依附门阀出选。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政治学副教授菅原琢指出,一党独大制崩解之后,日本政党便一直历经「再编」(party realignment)及「脱编」(party dealignment),党内派阀弱化,以致政界难以出现典型的两大党局面。此外,小选区制带来一批无派系党员同时,由于不受政党拘束亦不以政策方针为本位,开始出现以政客个人为中心的离心势力,除非领袖强势(例如小泉纯一郎和第二任安倍晋三),否则难以避免议会对内阁的攻讦,诸如「加藤之乱」、「麻生包围网」、菅直人为避过不信任动议而向党内承诺有条件辞职,促成一个又一个短命政权,严重打击国民对民主选举的信心。[12]

消费主导

1990年代经济下行,细川护熙内阁为筹措资源支援既有福利,打算废除消费税,另立税率7%的国民福祉税,遭联盟内部反对,细川辞职,社会党村山富市接任,将消费税由3%调升至4%,间接促成社会党解体。2008年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提出四年内不上调消费税的竞选承诺,结果大胜,及后继任者如菅直人与野田佳彦却重提消费税,相继政治自杀;即使人气高企如安倍晋三,亦多番押后消费税上调时间表。消费税是敏感话题,原因之一当然是日本已成为消费社会。1985年起就「円高不况」问题,首相中曾根康弘宣称正好「一人买一百美金舶来品」,便象徵日本正从偏重製造业过渡至消费主导社会。广场协议以来,政府陆续废除大店法、烟酒专卖、价格管制、旧粮食管理法等保护中小企的措施,乃至1996年孙正义以「价格破坏」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及近年TPP的倡议,均反映出社会侧重消费者利益的趋势。事实上,民主党1998年首届统一大会就宣称代表「排除于官僚保护主义的既得利益以外之生活者、纳税人、消费者的立场」。在后工业化时代,比起劳动者、生产者,日本人──特别是都市居民──更倾向界定自己为消费者,然而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係并非民粹二元对立能够总结,废除保护措施亦不无后遗,日本各地中小企聚集的商店街在大店法废除后成批倒闭,便是一例。

福利不公

消费税作为支持福利制度的手段,往往是政客妥协的结果。「日本型福祉」的养老金制度之下,国民年金(覆盖所有国民)加上厚生年金(限于企业正规雇用员工)或共济年金(适用于公务员)固然足够(每月共约十五万日元),然而单靠国民年金(每月约六万日元)则难以维生,而企业年金又按正规与非正规员工身份划分为界定利益(defined benefit plan)与界定供款(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前者照年资及薪酬定额分发,后者相当于强积金,退休所得相对浮动,非正规员工乃至失业人士一众弱势社群的退休生活相当缺乏保障。调升消费税多少是屈从于商界不欲增加企业年金费的妥协之举,至于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譬如2001年引入界定供款制),则是将问题转嫁成个人责任(投资理财),加剧聘用条件的贫富差异。民主党内阁起初提倡社会保障「一元化」,改行全民基本保障,消除日本型福祉制度的不公现象──例如2000年代中期「三号受保者制」对大企业员工配偶(专业主妇为主)的补助金额高达一兆三千亿日元,同一时期,单亲母子家庭近半陷入贫穷,而日本政府的介入措施竟导致儿童贫困率恶化,为发达国家之中绝无仅有[13]。议案遭自民党反对之下未能通过,而其他社保政策如儿童津贴又停留于入息限制式弱者救济,最后唯有重回提高消费税的老调。法政大学社会学教授仁平典宏就以「商品化」(支付能力原则)/「脱商品化」(利益原则)形容平成时期新自由主义与昭和时代日本型生活保障底下生产模式的拉锯。[14]

会员主义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成,固有的不平等愈见恶化,甚至造就阶级社会。1970年代有所谓「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如按后续调查,自觉属于中流(中上至中下)的比率四十年来其实变化不大。[15] 不过社会学家吉川彻指出,1975年至1995年间数值表面稳定,但职业、学历及收入逐渐渗入阶层意识,由起初影响微弱,到后期则成为阶级认同的关键。[16] 关西学院大学社会学部副教授贵戸理恵认为,日本自高度成长期以来一直奉行「会员制主义」,由学校与企业担任枢纽。由于日本并无统一考试,大学各自设入学试,企业难以评估毕业生成绩,唯有倚重教育机构的口碑。[17] 学校负责出口企业人才的组织,为品质管理把关,企业反过来又重视学历,结果「学校与企业过分成功」[18],学生只顾考取名校及大企业的「会员资格」,又造成「教育及工作内容空洞化」。[19] 会员制主义仰赖「学校 >> 企业 >> 社会」的扣连关係,但当泡沫经济幻灭,终身雇用大减乃至成为世代体验,会员资格的权威动摇同时,同侪竞争亦更形激烈,日本大学生一般毕业前一年便已开始求职,期间往往荒废学业,而一旦错过招聘期仍未能成功入职,可能又要再等一年。由于企业倾向延揽新生,不少求职失败者索性放弃正规劳动市场,成为自由工作者,而企业又鲜少聘用转职者,令被遗漏的一群难以翻身。直至2017年,日本跳槽人数达三百万以上,但仍不到整体劳动人口的5%。

底层阶级

随着社会不均扩大,阶级亦呈现固定化趋势。社会学家桥本健二将当代日本社会划分为五个阶级:资本家阶级、新中产阶级(受薪的管理层、专业人士、高层职员)、劳动阶级(受薪劳工)、旧中产阶级(自雇人士、家族经营者)以及「阶级以下」的底层阶级(Underclass;兼职主妇除外的非正规劳动者)。据2012年统计,底层阶级人口由2002年六百九十一万剧增至九百二十九万,比旧中产阶级八百余万人更多,佔全体就业人口近15%,亦是五个阶级之中唯一激增的阶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及服务业,平均个人年薪仅得一百八十六万日元,属于极低水平,其中近半女性陷入贫困。[20] 有学者如汤浅诚主张问题不在不均而在贫困,但据桥本健二分析2015年统计指,阶级世袭率于平成年间愈见攀升,与父亲隶属同一阶级的资本家佔四成,新中产阶级与劳动阶级比例相约(分别为57.4%及55.6%),旧中产阶级则相对流动(22.3%),阶级移动主要流向新中产阶级及劳动阶级(各佔三成多),反映日本正由「格差社会」(相对流动)演变为「阶级社会」(相对固定)。[21] 社会向上流动亦见停滞,新中产阶级条件相对优渥,其中亦仅有2.3%晋身资本家阶层,劳工阶层于1995年后亦呈固定化趋势,[22] 呼应学者山田昌宏所谓「质的差别」,亦即单凭个人努力无法弥合的差别与隔阂。[23] 由1980年代中起,非正规雇用开始扩大,僱员由1984年佔整体劳动力15%,急升至2008年35%。金融海啸引发的新年派遣村事件促使民主党政府提出改革方案,但在自民党反对下,依然容许製造业实行非正规聘用,纯粹禁止三十日内的短期契约,以及引入非正规僱员转升正社员的机制,改革成果有限。[24]

地域差异

除阶级、职业、学历、性别之外,日本的社会不均亦体现于地域差异。中央大学法学部政治社会学教授中泽秀雄指出,自1970年代田中角荣提出「土建国家」(开发主义)构想以来,日本中央政府对其他地域一直奉行「风险补偿政治」,例如「电源三法」以补助金换取东北地区兴建核电厂为首都圈及工业地区提供电力,又或是1980年代津贴开发全国观光场所,大量公共事业津贴不但造成地方政府过度依赖中央,陷入长期债务同时失去「内发」活力,亦加剧地区失衡,就业人口变成以公务员及建造业为主,而外来补助对地区企业又无太大裨益,譬如柏崎刈羽核电厂建设对当地企业的带挈,不过是一部自动贩卖机的订单。[25]若说昭和时期政府仍然以「空间凯因斯主义」的修辞掩饰城市独大的方针,平成年间则是公然倡导「都市圈立地政策」,完全放弃「国土均衡发展」愿景。1998年大批自民党议员指责补偿政治不公,批评都市纳税人的税金过度流入其他地区,该年所提出的「二十一世纪国土总设计」和2008年的「国土形成计划」明白指出:「大都会作为经济活动与国际交流的据点,负责提供高端都市机能;其他地区则为大都市供给人材、食物、水和能源。」[26]产业空洞化及津贴开发失败案例(例如北海道夕张观光业)加剧乡村人口流失,加上高龄化少子化,「地方国」与「东京国」之间的发展差异愈来愈大。三一一地震之后,地域不均问题将愈来愈难逃避。

令和史

平成一世无法解决既有日本型工业及福利制度的积弊,现由令和接手。观乎近年的趋势,日本似乎有将问题「输出」的倾向:年金制度改革不果,一批退休人士的养老金不敷应用,唯有移居海外退休,单计泰国,截至2016年已有八万名日本长者落户过老[27];非正规雇用问题未解决,安倍晋三反而提案引入外籍劳工,近年不时发生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或实习生遭受盘剥的事件,例如有越南外劳被企业与中介诱骗到福岛地区除污等等[28]。日本现有约一百二十八万外籍劳工,而自2019年4月起,日本将于五年内接收三十四万多名「特定技能」外劳。移民工人的「好处」除了低薪低要求,政府又毋须负担其教育成本,而一旦失业或约满回国,更可以将失业率「遣返」,省却日本政府福利援助。吉见俊哉曾经预言,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体制一日存在,企业为求加强竞争力,正规与非正规雇用的矛盾将愈演愈烈,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令日本富裕社会最终趋于解体。「一个全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时代,或许正在捲土重来。」[29] 阶级矛盾能否用外劳规避,福利不均又可否输出国外解决,令和一代或者将有分晓。

注释

[1] 小熊英二,〈総说──「先延ばし」と「漏れ落ちた人びと」〉,小熊英二编,《平成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2),页 32。

[2] 同上,页 25。

[3] 吕美女,〈价值观改变日本〉。取自天下杂誌

[4] 吉见俊哉着,李振声译,〈「失去的十年」间〉,《后战后社会》(香港:中和出版,2017),页 257。

[5] 武田晴人着,徐静波译,〈为何日本能够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岩波新书编辑部编,《应该如何认识日本近现代史》(香港:中和出版,2017),页 224。

[6]小熊英二,〈総说〉,页 43–44。

[7] 同上,页 47。

[8] Andrew Gordon 着,李朝津译,〈日本的「失落年代」〉,《200 年日本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页 434-435。

[9]小熊英二,〈国际环境とナショナリズム──「フォーマット化」と拟似冷戦体制〉,小熊英二编,《平成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2),页 448-449。

[10]小熊英二,〈総说〉,页 49。

[11] 同上,页 46。

[12] 菅原琢,〈政治──再生産される混迷と影响力を増す有権者〉,小熊英二编,《平成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2),页 115–126。

[13]仁平典宏,〈社会保障──ネオリベラル化と普遍主义化のはざまで〉,小熊英二编,《平成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2),页 265。

[14]同上,页 222。

[15] 桥本健二,〈分解した「中流」〉,《新・日本の阶级社会》(日本:讲谈社,2018),页 29。

[16] 同上,页 32­–33。

[17] 贵戸理恵,〈教育──子ども・若者と「社会」とのつながりの変容〉,小熊英二编,《平成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2),页 288–289。

[18] 同上,页 315。

[19] 同上,页 311。

[20]桥本健二,〈アンダークラスと新しい阶级社会构造〉,《新.日本の阶级社会》(日本:讲谈社,2018),页 89–90。

[21] 同上,页 126–127。

[22] 同上,页 136–137。

[23]吉见俊哉,〈「失去的十年」间〉,页 262。

[24]Andrew Gordon ,〈日本的「失落年代」〉,页 444–446。

[25]中泽秀雄,〈地方と中央──「均衡ある発展」という建前の崩壊〉,小熊英二编,《平成史》(日本:河出书房新社,2012),页 182-183。

[26]小熊英二,〈総说〉,页 78。

[27] 金其琪,〈在养老天堂孤独死去的日本老人〉。取自端传媒

[28] 〈没想到是去「除染」!一越南实习生的在日遭遇〉。取自日经中文网

[29]吉见俊哉,〈「失去的十年」间〉,页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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